我们读过了《老子》第一章到第十六章，大概已经明白《老子》全书主要的概念和主张，而且这里也看到了《道德经》的一种行文的风格跟习惯。
他不断地会运用不同的修辞的方法来强调“道”是如何的不可捉摸，不可定招，以及从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进”、“徐”、“安”、“退”、“不赢”、“无为”这些形式跟原则。
让我们接下来读不太一样的第三十一章。
《老子》对战争的看法
这第三十一章是直接，而且强烈地表达了《老子》对于战争的看法。文章一开头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这个佳兵指的是好的武器，就算是好的武器、兵器都是不祥的东西。这里佳跟不祥就形成了明确的对比，使得一件兵器“佳”，就是让兵器好的理由也就正是让它不祥的因素，兵器越好，他越是不祥。“不祥”正来自于兵器的佳，兵器有多好，它就有多不祥。
兵器是破坏性的、毁灭性的，所以它的不祥就在于威胁跟伤害，所以有道者不会要和兵器在一起。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他就举了一个证据，证据就是在周代的封建礼仪当中，这种贵族平日起居是以左为贵，可是要打仗的时候要动用兵器，却倒过来，以右为贵。在礼仪上面就显现出来这种相反的情况。所以很明显的，君子跟兵器是处于相反的位置，所以兵器就不是君子之器，而是不祥之器。
《三子音义》中《老子》对于战争看法的章节
周代的礼仪当中和活人有关的，左边位置比较高，比较重要，相对的如果是丧礼葬礼和死人有关的，倒过来，右边的位置比较高，比较重要。这就是周人在他们的礼仪当中，安排分别生跟死不同领域的一种原则。
所以老子在这里就提醒我们，你看，显然战争是被归类在“死”的那一类，而不是“生”的那一类。
在今天日本的礼数当中，都还保留了这种严格的左右分野。比如说你如果到日本去旅行，在温泉旅馆里你要换穿ゆかた，换穿他们的浴衣，记得，不管你惯用的是右手或者是左手，一定要穿成左上右衽，如果反了右上左衽，那件衣服就不再是浴衣了，它会立刻因为这样的一种左右的改变，就变成了穿在死人身上的寿衣了。
所以左跟右、生跟死在日本的礼数里面，仍然是紧密对应的。兵器战争它就显然不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我们活人领域的正常行为，你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底下才动用，所以要尽量少用，尽量简省。老子的用词叫做“恬淡为上”，能不打仗就不打仗，能少用几件兵器就别用那么多，不管在数量、规模或者是频率都是越简越好。“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动用兵器就算打胜仗了，都不是好事，赞美战争是战胜为好事的人，本质上就等于以杀人为乐，喜欢杀人的人不可能得到天下民心，也就不可能遂行其意志。
在这一点上面，老子跟我们之前所读过的我们介绍过的孟子，竟然态度是一致的，《孟子·梁惠王篇》当中，孟子就明白地对梁襄王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在大家打仗打成了一团，各国杀红眼的时候，反而自由，不喜欢杀人，不以杀人为乐，不以战胜为美的人，才能够统一天下。
更进一步地说，所以老子跟孟子，他们在时代上面，都是反映了战国中后期同样的一种普遍的心情。各国彼此争战，打得太多、太惨了，人民受不了，必然会厌战，必然会渴望和平。老子继续说，“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在礼仪当中，喜事是左高于右，凶事是右高于左，在军事的仪式上，地位较低的偏将军在左，地位较高的上将军却在右，就表示军事仪式等同于丧礼，或者是在礼仪的设计上面，就是要提醒我们应该以丧礼的态度来对待战争。
“杀人之眾，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更明确地说，战争一定要杀人，打胜仗，就一定会杀很多很多的人。依照道理，杀了这么多人，当然应该要以哀伤悲凉的心情面对，该哭泣而不该兴奋大乐。这就是为什么战争就算打赢了，礼仪上仍然用丧礼的方式来安排。
《老子》中存在的“反智”观念
这章很重要，因为明显凸显了《老子》的思想，还有他主张的背景。他的核心概念是“无为”，这无为怎么来的呢？就是因应战国纷争而产生的。
他是反复地规范，对国君说话，说你要无为，你要无为才能够无不为。正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国君，每一个都汲汲营营，要有为、要有所作为，要富国强兵。他们都抱持着野心要扩张对于人民的控制，要动员人民去打仗，不停地追求更大的国土，要求更多的财富。
但是人民累了，社会想休息了，《老子》就把这种心情转换为人生的哲学跟处世的道理，逆转过来，声张“自然”、“无为”。
而且他很聪明，这位写《道德经》的人，他非常巧妙地、吊诡地宣说，告诉你说，你回复到自然的状态，你要用减法，你不要用加法，你反而才能够得到更多的权力，你反而可以更安全地保有权力，更有效的来运用权力。
如果我们把《老子·道德经》里面所说的这套道理，把它看作是超越时空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那会让人感觉到非常不安的。因为里面有太多太明显反智跟反文化的主张。
例如说他主张让一般人都吃得饱饱的，什么东西都不要想，这是一种反智的态度。他又要求损之又损，弃绝、不要文采，不要财货，不要文化，不要艺术，这当然是反文化的态度，用这种角度看老子，老子的思想是可怕的。
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层地体会，把老子放回到战国中后期的这个乱世的背景里，我们理解的会很不一样，你要记得这一套东西，老子在写的时候，都是拿来对应非常极端人间状况的一套智慧。
那个时代，权势者他们的欲望高涨，无所节制，而一般的百姓小民，他们无力对抗，所以他们就被驱使去满足权势者的这些欲望。
老子他巧妙地找到了一种方法，试图对这种潮流踩刹车，他就特别采取了一个比国君更权威的地位的这种口气，同时又采取了一种站在好像是要教国君如何运用权力、保有权力的这种老师的态度。
他没有要批评国君，他没有要反对国君，他不像孟子那样去教训这些国君，而是摆出一副他比真正的国君更了解，如何当国君，用这种立场，实质上是在批判这些战国的国君，他们运用权力的现实方法。老子而且还动用了一种令人眩惑吊诡，“正言若反”的论政风格，来表达要求国君不要再增长你的野心了，倒过来你应该要“退”，你应该要简省这样的一种主张。因为如果不是这种口气，如果不是采取了这种权威的风格，那面对那个时代欲望高涨的这些战国的国君，他要讲的这些话，他们是绝对听不下去的。
放到时代中理解《老子》的“反智”
回到一开头，在为大家介绍《老子》的时候，我就是从《老子》成书年代开始讲起的。为什么要强调“庄在老前”，《庄子》成书早于《老子》，为什么要特别用钱宾四先生的考证，先把这件事情确立呢？因为如何将《老子》断代，对于我们了解《道德经》这本书太重要了。
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这第三十一章之外，老子的书里面很少有跟战争的联结，再加上过去我们把年代断在以为这个人、这本书是跟孔子大约同时期的春秋，大家很自然地就假定老子跟孔子一样，是在讨论、是在规范普遍的处世的法则，还有治国的道理。
如此，就会忽略了《老子》要面对、要因应的是那样一种极端的战国的乱世，是要用“无为”来对治那个局势，这才是那个时代的《老子》的用心。如果我们轻易地把《老子》的观念，要运用在正常、太平的社会，那就会变成一套不折不扣反智、反文化的愚民的政治哲学了。纯粹从统治上看，君主们最容易接受的，不幸的往往也真的最有效的《老子》的信条——是让人民无知无欲，什么都不要让他们知道，什么都不要让他们想，就让他们喂得饱饱的，让他们吃得好好的，在统治上对于一个君王是最有力最方便的。
后来的历史发展很清楚，在帝国形成过程当中，老子《道德经》被和讲究全面权术的《韩非子》扣在一起。以后为大家介绍导读《韩非子》的时候，我们就会看《韩非子》当中有《喻老篇》，有《解老篇》，这是法家如何运用老子。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他写的仍然是《老子韩非列传》。在汉代思想里，老子跟黄帝摆在一起，成为“黄老”，强调“无为清静”，那是对于帝王家的一种统治指导原则。
黄帝像
黄老和一般人无关，黄老是黄帝要采取的一种“无为”的政治权力行使的方式，一直到汉末大乱，社会解纽，魏晋以降，《老子》才改而跟《庄子》结合在一起，成为“老庄”。从原来的“黄老”变成了“老庄”，虽然都是《老子》，可是解释《老子》的方式也都完全不一样了。
庄在老前，《庄子》时代比《老子》早，我们把时代弄对了，我们就明白，《老子》的时代比《庄子》的时代更加的严峻，征战杀伐延续得更久了，国跟国之间你死我活的局面更僵了。
《老子》是在这样的时代，所以他提出了一种非常状态底下的非常说法，他的时代，不止是周朝的礼制已经彻底地崩溃瓦解了，而且似乎除了以武力兼并去分出输赢之外，没有其他大家可信、可行的规则。
《老子》没有要为未来设计一套可长可久的文明方案，这是我们要弄清楚的。他是要应对眼前战国乱局当中，他要想办法去说服君王，让他们停止积极争夺，转而希望让他们这些国君们，觉得“无为”好有道理，减法真好，我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行使权力。
这样的话，国君如果被他这样说服了，或者是说国君被他这样眩惑了，那真的减法、真的“无为”，就能够降低变乱，给人一点点通往平静的亮光。
我试图想要说服大家的是，《老子》学说有它的历史性，有它在那个时代的历史现实性，从这种现实性上理解《老子》，一方面我们对书中的内容，还有这位作者会有更深的同情，因为他是为了人民着想，所以他想要把这一套无为的哲学跟无为的统治术去推给君王，让君王接受了之后给人民休息。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就能够避免把老子说的一些道理，无限上纲，因为今天我们读《老子》的时候，很多人把《老子》想要运用到自己的身上，或者是运用在处理跟别人的人际关系上。如果你把它当作是处理人事、处理权力的最高指导原则的话，这恐怕又不是那么样妥当的地方。
我总认为，你真的要用《老子》的学说来组织社会、来运用权利，那会是文明的灾难，因为它是反智的，因为它是反文明、它是反艺术的。
但是倒过来，如果我们恢复了老子的历史的背景，尤其是我们还原这第三十一章，他那样的一种对于战争的看法、那样一种现实的考量。明白了他的理论，是要对峙当时现实问题的这种智慧，我们可以更好地、自我检测地判断——
拿老子的时代跟我们自己的时代参照对应，有所信，有所不信，你不需要、也不可以照单全收老子说的。你就可以评断有些是可以遵循的，有些却必须要扬弃。当然在历史上，老子跟他的学说没有立即说服了这些战国的君王，这套学说要确实发挥作用，得要再等一百年。等到秦国把武力征伐的这种原则发挥到了极致，统一了六国，然后又有秦末再乱、楚汉相争，一直到汉初，这个时候社会人民真的累坏了，迫切需要休息。
还好汉代的皇帝，他们相信了黄老，尤其是汉文帝、汉景帝，他们相信了黄老，他们部分实现了“无为政治”，终于结束了几百年的残酷的动荡，也才奠定了汉朝的统治基础，这是把《老子》放回到他所成书以及所面对的那样一种历史状态，我们对《老子》的不同的认识跟理解。
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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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道德经》）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眾，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