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我们对于《诗经》最为熟悉的是它里面朗朗上口的歌词，知道它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文词很美，但为什么说，没有《诗经》，中国3000年来的文明可能会彻底改观？我们现在说的普通话，它的设计原理是什么？这一讲中，杨照将继续讲述中国文字与声音结合的过程，并点明《诗经》以往可能被忽略的重要性。
文稿
穿越回千年前，我们如何和古人沟通？
要掌握《诗经》这本书它的历史意义跟历史地位，我们要先清楚知道，在中国最特殊的文明的一项奇迹那就是发明、发展出一套不是表音的文字，这在世界的所有的其他文明当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在一般的表音文字系统当中，文字是在后面模仿语言的。语言变化了，文字就会跟着变化。因此，文字被视为是语言的不完美的替代品。但是，在中国的系统当中却是文字的地位高于语言，语言是暂时的，方生方死，只有靠文字才能够把语言给确定下来才不会被轻易磨灭。
所以，这是中国文化一项非常特殊的价值——我们认为文字的真理性或者是文字的意义要远高于语言。也正因为这样，所以3000年前，中国人到底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他们从嘴巴里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来表示最简单最基本的意思，比如说“你吃饭了没啊”，我们都不知道。
3000年前的中国语言已经彻底消失了，无从还原，那样的声音没有任何的形式传留下来，没有留在我们的文字里，因为文字不是表音的。那3000年前文字记录的是什么呢？例如说我们今天在《尚书》里面所看到的“曰若稽古帝尧”，这是《尧典》开头的这个句子。
但“曰若稽古帝尧”，这绝对不是2000多年前中国人说话的方式。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忠实记录语言，而是用文字的逻辑把语言传抄改写了。还有，这种非表音的符号，也就没有留下关于2000多年前，包括我们刚刚讲“曰若稽古帝尧”这几个字，在那个时代，他们到底怎么样发音的证据。
不过，这些古人要表达的意思留了下来，而且他们表达意思的方式保存在文字当中，一留留了几千年。一直到20世纪白话文兴起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个可以做一个想象的比喻。例如说如果司马迁于九泉之下，跟2000年之后的梁启超对话，很有可能各说各话，连猜对方在讲什么都无从猜起。但是两个人可以沟通吗？虽然时代相隔了2000年，但只要他们他们两个人用文字写下自己想讲的，那基本上除了极少数特殊的语词之外，这两个人一定可以快速直接地充分沟通，一点问题都没有。
《诗经》为什么四字一句？
这就是我们在上一次跟大家讲过的，我们不知道2000多年前的人怎么说话，但是因为有了《诗经》，所以我们知道2000多年前周朝的人这么唱歌，因为那里面的内容都是歌唱性的内容。
不过也因为这样我们要稍微小心，一来我们不能从《诗经》去推断周人如何说话，因为说话跟唱歌毕竟还是不同的；第二，我们也不能从《诗经》就去推断那个时代的人都这样唱歌，因为它毕竟只是保留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的内容。例如说，我们无法排除一种可能性，说不定周人当时也曾经产生过长篇的史诗，用有韵的语言去编写重要的故事，到处传唱，像是古希腊的《荷马史诗》那样。
如果周文化当中曾经产生过这种长篇的史诗，坦白说，也不会流传下来，因为周人所运用的这套文字实在太不方便去记录长篇的声音了。它这些符号既不是表音的，而且符号本身又复杂难写。在缺乏适当的记录工具情况下，那样的一种长篇的声音的艺术，在中国是无从像在古希腊环境当中那样被保留下来的。
《诗经》的实验，保住了中国的文字传统
所以，我们看到《诗经》很重要的一个特性特色，尤其是比较古老的收在国风里的这些内容，它都是短篇的，而且往往四字一句，句子又不断地重复，这是短歌，因为这种短歌才能够因应这样的一种不是那么适合记录声音语言的事实。
读《诗经》，让我们了解中国文字系统如何尝试着去接近语言。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套文字系统能否在中国建立起主流至高唯一的地位，都还很难说。在跟歌唱的这个接触当中，当时的人们摸索出了办法，让文字至少能够部分地记录声音，并且建立起图像符号和声音之间的一些规律原则。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如果文字跟声音之间找不到，建立不起这些基本关系。那么，迫于功能上的需要，当时或者稍微后来一点的中国人，很有可能就会去发明、尝试另一种不一样的表音性的文字。那么，从3000年来，中国的文明势必就会彻底改观了。
普通话：被容忍的简陋声音系统
《诗经》之后，证明的这一套本来不是为了语言而设计的文字，不管怎么样不方便不好用，毕竟是可以用的，于是将就将就、妥协妥协，文字跟语言就用这种方式连接起来了。
《诗经》，那是歌唱，所以它里面的诗句绝大部分都是押韵的。我们今天没有把握能够复原那些韵的声音，因为2000多年来声音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用来查对“韵”的参考基本上都是在《诗经》成书超过千年之后才编撰出来的。
例如说，目前我们通用的普通话只有四声加上一点点的入声，这是一套相对简陋的声音系统，古代汉语在至少在声调上面一定会比现代的普通话复杂得多。另外，古代汉语所使用的声母跟韵母也和现代语有很大的差距。
可以这样说，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普通话，在声音上面恐怕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简陋、最单调贫乏的一套系统。不过这种系统这样发展有它的必要性，就是为了要让各地的人都能够说这套普通话，所以普通话在设计的时候，就只好运用的是中国众多各种不同方言发音当中的一个核心共同的分母，每一个地方的人，不管你原来的声母韵母说话的习惯是什么，你都能够说得出来。
如果有如果听众朋友当中，你有说闽南语、客家话、广东话的人，你们都会知道，这些方言里面的声调、韵母都比普通话要多得多。为什么这些方言在声音上面需要那么丰富？那是因为如果不动用这么多的声音，语言里面就会有很多同音字很容易造成误解，会带来各种不便。
较多的声调、声母、韵母交错组合之后，众多的发音可以大大降低同音字、同音词出现的比例。普通话因为声音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同音字同义词的比率其实非常高。我们经常是要靠上下文的关系，才有办法判定别人嘴巴里面所发出的音，代表的究竟是众多同音字词的哪一个。
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诉诸、牵扯到文字的辅助说明，来确定音所代表的意义，包括我刚才讲“意义”，比如说我说“没有异议，这没有异议”，为了怕人家误会，以为是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我也许就必须要说，这个我说的没有“异议”是“相异”的“异”和“议论”的“议”。你看“意、义、异、议”通通都是同音，连两个字连在一起的词都是同音的，就只好用别的方式来予以分辨。
所以，在声音组成上面，那么样简单简陋的普通话，我们现在却还能够使用无碍，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有了普遍的文字的经验，文字统一了大家对于这些声音的认知跟想象，其实是靠着文字的存在跟辅助，才大幅降低了同音字会带来的误解，也就扩大了对于语言当中同音字的容忍程度。
我们没有办法还原《诗经》里面的声音，不过《诗经》它是韵文，这样的韵文的形式大有助于我们去追溯、了解中国古韵的规律。
翻开《诗经》当中的任何一首作品，我们都可以借由它整齐的形式，列出拥有同样韵母的字，比如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这样的句子里面“鸠、洲、逑”这几个字是押韵的，也就是有同样的韵母。
如果遇到了在《诗经》当中，形式上该押韵的字，在后来的韵书，比如说《佩文韵府》上，这些参考书里面，把它分在不一样的韵里面，或者更常遇到的，在我们今天的念法上念起来是完全不押韵的，那我们就知道在这中间有了声音上的转变，我们也就能够试着从中间去整理、探查古今音韵的这个改变的轨迹和规律。
《诗经》，千年前的流行歌词
《诗经》是歌是歌词。在今天的流行歌词里面，我们不会认为它们能够充分准确地反映当今社会的一般人生活跟普遍的价值观，因而我们也就没有道理相信，我们能够从《诗经》里面充分准确地掌握到周人他们的生活和想法。
《诗经》比较能够有效反映的，我们应该放在心上的，那就是这是周人唱歌的情景。当时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场合，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唱歌？在歌里面他们又试图要表达什么样的情绪与内容？下次我们继续来告诉大家，《诗经》里面收了一些什么样的诗和歌，歌里又代表了周人什么样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