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大批能言善辩的社会活动家、论辩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的论辩语言各具特色。其中，墨子的辩论，用词准确，语言缜密，堪称百无疏漏，这在先秦诸子中是首屈一指的。本期节目从“辩”与“论”的分疏中，探讨墨子辩论的语言艺术。
文稿
大家好，我是杨照，继续来为大家介绍中国传统经典《墨子》。
“啰唆”其实是一种辩论技巧
《墨子》这本书非常的奇特，跟其他的经典都很不一样。我们可以从墨子的行文的风格来推论两件事情，也就是用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为什么墨子会用那么样直接直白的方式来写文章，而且在文章里面有那么多啰唆反复的地方。
一个角度，这或许就反映了墨子的出身，还有墨子他讲话跟他的文章所针对的对象。墨子不是传统王官学当中受过六艺完整训练的人，他的出身不是这样，他对于周文典籍并没有那么充分的掌握，所以他很少引用典故；另外，他的文字也没有那么复杂；还有，他宣说理念的对象恐怕也不是像孔子心目当中受过王官学教育的这些国君，或者是卿士大夫。
墨子所要说服的对象，恐怕有不少是新兴的、刚刚开始出现。面对这些人，墨子的重点是要把几个重要的观念尽量有效传递给他们。
第二个角度是，《墨子》这本书所要记录的不止是墨子的理念，还要捕捉他说话跟他论理的这种风格——绕着核心的观念一直不断地反复举例，而且正方反方，正方反方，来回地诉说，这是墨子采取的另一种论理的策略，这除了是他说话论理的特色之外，也很有可能是他刻意选择的一种辩论、甚至是雄辩的技巧。
在墨子的书里面有几篇怪文章，它的标题是《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一共六篇，传统上面被称为《墨辩》，就是辩论的“辩”。
从时代上面看，这个《墨辩》的成文时间应该比较晚，晚于墨子这个人的时代。我们如果从内容上面看，那《墨辩》所彰显的是一套逻辑学，是一套论理学，探讨应该如何推理，应该如何辩论才会最有效。所以从《墨辩》这六篇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墨子本身应该就对论辩有着非常高度自觉的兴趣，才会在后来的墨家当中衍生出这样一套说法来。
“辩”和“论”并不是一回事
《墨辩》六篇的内容是辩论或者是论述的方法论，它的重点不在于主张什么，而在于帮我们整理，来教我们如何去呈现主张。
这六篇虽然收在《墨子》的书中，但是跟墨家的思想关系不是那样密切，反而是跟后来发展出来的名家有更清楚、更明确的关联。
例如《小取》篇当中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这样的意思我们可以在《公孙龙子》中一再地看到。
《经上篇》又讨论了“同，重、体、合、类；异，二、不体、不和、不类”，这种议题也非常非常接近名家当中的诡辩逻辑。
所以墨子墨家开始试着要去归纳整理“辩”的逻辑跟原则。这套方法论后来被独立出来，就成了一度在战国也非常风行的名家。在后来的“明同异，察名实”的方法，又被法家习用来综理法的规范，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曲折变化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脉络。
“辩”跟“论”，其实是有微妙差别的。我们可以透过比对《论语》跟《墨子》的风格来理解。
《论语》或者说《论语》。这指的是孔子针对各种事物，各种问题所给予的答案，直接表示是非善恶、对错好坏的一种判断，这叫作“论”。“论”的核心是评断，孔子就给出了他的评断结论，不过通常并没有说明推断的过程或者是背景。
所以我们读《论语》的时候，一方面要尽量设法去重建推论的过程跟背景，另外一方面，还要动用我们自己生命的经验，还有我们观察的能力，来跟孔子的评断互相比对、互相冲击，这是“论”。
不过也因为这样，“论”有它的问题，有它的缺点，那就是这些评断、这些结论很容易被挪用，放到跟原来的推动过程背景非常不一样的一种方向上改造，甚至扭曲了孔子的原意。
再从春秋时代进入到战国，一个时代变化的重大的特征，就是“辩”取代“论”。“辩”成了人们说话跟表达的主流的方法。
“辩”来自于有多元、而且相互冲突的意见立场到处流窜，人跟人之间互动对话的共识基础就越来越薄弱。
简单的假设说，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对于某些事、某些价值有着必然的共同看法，所以这个可以不要讲，那个可以不要讲，我们只要讲最核心或最重要的几件事就好了，或者是只要讲出我对这件事情比较不一样的结论就好了。
尤其是意见的相左争执，如果联系上了国与国之间的合纵连横策略，纵横家随之兴起，这些人，他们的主张能不能说服人，就牵涉到了巨大的利益，甚至也牵涉到了国家的强弱跟存亡。
大辩论时代的先驱
现实的情势造成了“辩”的流行，更带动了对于“辩”的种种讲究。“辩”就是一套说服的方法，要告诉人家你有什么主张，你为什么这样主张，为什么对方应该同意接受你的主张？
到后来还要预先准备回答对方可能会提出的质疑，同时去动摇、去推翻跟你相反的主张。在旧的周代王官学的传统当中没有“辩”。虽然《尚书·盘庚》记录了盘庚对族人说明应该要迁徙的种种理由，不过盘庚的说法毕竟还是建立在强烈的威胁的基础上——你们如果不给我办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你现在不好好努力会发生什么事。这是基本的模式。
另外，在《诗经》、《易经》或者是《礼》等文献当中，那种表达的方式都是用明确的口述来诉说、来规范的，那是一种真理言说的模式。
但我们看《墨子》就发现，比如说《兼爱上》这一整篇的内容，如果换成了用孔子在《论语》当中的形式，我们可以说这是“论”的形式——“论”的形式恐怕就这样：“子曰，天下之乱，皆起不相爱，使天下兼相爱，治矣。”一句话讲完了。
但墨子不这样讲话，或者说墨子他就没有采取这种真理的姿态说话。他用的是“辩”而不是“论”的方式在说话的。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了解，在《墨子》之后接着波澜壮阔地展开了中国的大雄辩时代。
我们在看这个大雄辩时代的时候，应该把墨子当作是先驱者。这就是墨子最早开始试验，还采用了铺陈因果、反复罗列例证的方式去说服别人，也就是《墨辩•大取篇》当中所说的，“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夫辞以类行者，立辞而不名于其类，则必困矣。”。
前一句说明论辩的模式：你要站在因果的基础上把道理衍生出去，而且你要提供例证。后面这句更强调例证的重要性，如果你不能多方举证，你就没有办法让自己的论理走得通了。
这是一种新的时代的精神，而新的时代精神由墨子开启的。当然，墨子在用他这种“辩”的风格的时候，比起后来例如说孟子或者是庄子，还相当的初步、粗糙，不过我们可以开始感觉到这里面不止跃动着一种新的说话跟行文的方式，在它背后也跃动着一种新的社会的气氛，这个社会的气氛是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人，他们没有以前士大夫的教育跟士大夫的背景，但是他们在国里边所能够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所以你要怎么样让这群人听到你的主张，这时候就不能诉诸于他们并不熟悉的王官学里面的各种不同的道理。相对的，他们可以比较有耐心地，或者是比较有准备的听你把话从头说起。
而墨子的风格就是从头说起，追索到一个非常直接、非常简单的观念，将这个观念运用在各个不同的面向，借由这样的一种铺陈的方法，让这群在心里面对于政治、圣人，更进一步，对于如何立身处世，没有那么多既有规范的人，他们在这里可以一一跟随着墨子去寻找真理的最终答案。
这是我们看到墨子在行文上面作为战国大雄辩时代先驱，非常特殊的历史地位跟历史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