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兵败又遭遇水灾，倒霉的宋国是如何让鲁国的大夫说：“宋其兴乎”？春秋乱战中，处于逆境的形势下，一个国君的公关能力和执政能力得到了严峻的考验。人们开始谈论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担当国君。这一讲，杨照为我们讲解《春秋》庄公十一年宋鲁之间发生的故事。
文稿
《左传》记录了春秋这段时间当中重要的关键的变化，虽然它是鲁国的记录，不过这里记的不止有鲁。
小国无自由
我们看到的在封建秩序瓦解的过程当中，各国联动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例如之前我们看到了齐国的内乱。齐国内乱不会只是齐国自己的事。
先是公子小白奔莒，莒国就被牵连进来。公子纠奔鲁，鲁也被牵连进来。甚至光是公子小白在要到莒的过程当中路过谭，谭最后竟然也就因此而亡国了。谭子可不可以聪明一点？如果当时他知道好好善待公子小白就能够避祸呢？
坦白说也不见得。他要是选择了善待小白，难道不会惹起当时在齐国握有大权的公孙无知的报复吗？而且后来如果不是公子小白，而是公子纠继承了齐国国君的位置，说不定谭国也因此会被公子纠报复吧？
所以小国根本没有太多的选择的自由。等于是只能够被时局摆弄的。
灭掉小国之后的大国变得更大，也就更强的动机去侵夺其他的小国。同时大国与大国之间的缓冲也就会越来越少，彼此的争斗会越来越激烈。
祸不单行的宋国
再往下看，我们看到了鲁庄公十一年。《左传》的第一条：十一年夏，宋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御之，宋师未陈而薄之，败诸鄑。这一年的夏天，宋国出兵侵入鲁国境内。
“侵我”，意味着宋国军队直接进入了国境，并没有停留在一个地方等鲁国派军队来迎战。宋国怎么会做出这么严重的侵略的事情？因为前一年宋国和齐国一起出兵。鲁国去选择攻击宋国，在乘丘打败了宋国的军队，瓦解了宋齐联军。
这件事当然对于宋国伤害很重，宋国和鲁国一样是第一等的封侯，国君的头衔是公。因而也就自恃为大国。鲁国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们，摆明了宋国好欺负，欺负他们、压他们、打他们，这样子可以不要去对付齐国。所以他们咽不下这口气。
“公御之”，这三个字就表示鲁庄公亲自带兵去防御宋军，趁着宋国军队还没有列阵完成，鲁国军队就冲过去了。这里我们看到原来的原文说：宋师未陈而薄之，陈就是阵仗的阵的意思。薄，就是破的意思，于是在鄑这个地方打败了宋军。因为不是列好阵正面打的仗，所以叫做败。
这意味着两年之间鲁跟宋连续两场大战，两次都是宋国挑衅入侵，而且两次都以鲁国战胜收场。宋国的地位因而大受影响。然而后面还有更倒霉的事在等着宋国，《左传》的记录是：
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
到了秋天，宋国还遭遇了大水灾，人民和财产损失非常的严重。尽管连续两年和宋国打仗，鲁庄公却还是决定派遣使者前往慰问。
他说：“天降下大雨，将农作物都摧毁了，怎么能不去慰问呢？”鲁国的使者把这一段话转达给了宋国的国君，这个时候的国君是宋闵公。
宋闵公就用谦卑的方式回应，因为《左传》里面写的是“对曰”，很谦卑的道歉的说：“这是我的错。因为我对上天不够敬，所带来的后果，上天降下了灾祸惩罚我，竟然还劳动鲁国国君为此担忧。承蒙这样的关心，我实在担待不起。”
来自历史的判断和预言
《左传》接着记录，引用了臧文仲的话：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
宋闵公对鲁使者所说的这一番话传回了鲁国，在鲁国以知理著名的这位鲁大夫臧文仲，他就对这件事情有了一段评论，他的评论是先说结论，宋国应该是会繁盛发达的。
为什么？他接下来是引用历史的典故，夏禹跟商汤遇到事情先怪罪自己，所以夏跟商就突然之间兴起了。夏桀跟商纣刚好相反，遇到事情都先怪别人，于是在他们担任领导的时候，夏跟商也就突然灭亡了。
知礼的人一定熟知历史，所以臧文仲就用历史的例子来作为比拟，同时也可以看出周人的基本价值观念，认为做国君的就是要时时检讨自己的责任。你如果把过错推诿给别人，动不动就要惩罚底下的人，这是亡国之君才会有的行为。
臧文仲另外指出了一点，那就是遇到国家有凶事、有灾难，国君要先自贬，谦意的自称叫做孤，这是合于礼的做法。
宋闵公说话的时候表现出战战兢兢的态度，又能够用合于礼法的称呼，这很像样。“其恕乎”或者是“恕几乎”，就是古语当中习惯地称赞的用语，本意思说差不多了，我们可以说意思是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接着《左传》又说：既而闻之曰:“公子御说之辞也。”臧孙达曰:“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
之后有新的讯息传来，宋闵公跟使者说的话，其实是宋闵公的弟弟公子御说替他准备的文辞。所以鲁国另外一位重要的大夫臧孙达就评论说：“公孙御说很适合当国君，因为他有一颗同情怜悯人民苦难的心。”而臧文仲跟臧孙达他们所说的话，记录在《左传》里面都是预言。
谁适合做国君？
《左传》记录了很多的预言，绝大部分都是准确的。臧文中和臧孙达在左传里记录的这些话都是预言，一个说的是预言宋其兴乎，宋国要兴起了；一个说的是适宜为君。公子御说适合当一个国君。
在结果上大部分这些预言都是准确的。当然我们可以说，那是因为撰写整理《左传》的人已经看到的这些事情的结果，当然容易挑准确的讲去忽略掉那些讲错了的。
不过重点是既有这些被说中了实现了的预言，《左传》试图要影响要说服我们的，说服读者：那就是人是有他颠破不破的道理，有他不会改变的规则。什么样的因会产生什么样的果；什么样的发展，会有留下什么样的迹象。
这是对于封建秩序的辩护，同时也是一种严肃的政治理论，含历史哲学的信念。另外臧孙达所说的反映了春秋的新鲜的一套关怀——那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担任国君。
原来的封建制度里面照理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谁当国君是由身份决定不牵涉到能力。但在春秋时代，这是太史公司马迁笔下所说的，“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是这样的一种环境，那就无可避免让人家意识到，对或者是不对的国君在位，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
有的国会因此而做大，有的国因此而陷入灾祸，乃至于带来灭亡。于是关于统治能力的讨论，如何定定统治能力的标准，就成了这个时候新兴而且是越来越热门的话题了。
中国政治哲学第一次大发展
从《左传》的记录里面，我们看得清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当国君再也没有那么样理所当然。过去一方面国君他的位置，包括怎么继位？如何继位？由谁继位？都是在封建的规矩里面明明白白规定的。
跟大夫之间的关系，跟士之间的关系也都是当上了国君之后，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如何做？也都在礼仪的所有的规范里面都安排好了。
一个国君跟卿之间的关系、跟大夫之间的关系、跟士之间的关系都是固定的。所以作为一个国君，他就像是有着已经写好了剧本的演员，上到了舞台上面，他就是按照剧本在哪里走位，然后在哪里说话。那是相对你没有自由，但是你也不用承担风险。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左传》告诉我们的最明确的一件事情，国君的地位改变了，国君的角色改变了，国君的责任也改变了。因而，相对就引发出春秋为什么有诸子百家的理论当中，尤其是关于政治统治以及政治能力的那么多的讨论。
正因为国君不再如此理所当然，所以包括我们怎么样在不同的这些贵族公子之间，找到对的能力的人，让他来担任国君；以及一个人，当他承担了国君的责任，上了国君的位子之后，他应该如何充实自己，他应该如何发展人际关系，乃至于他应该如何在外交上面可以保护自己，甚至壮大自己的国家。
所有的这一切变成了新鲜的大问题，在这个巨大的问题的潮流当中，因此爆发出中国古代第一次的政治哲学大发展。
这个背景是我们在《左传》里面清楚看到，同时也是记录在《左传》里面，让我们一直到今天两千多年之后，当我们思考政治，当我们理解统治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参酌参考的。
《左传》告诉我们，正因为国君不再如此理所当然，所以包括怎么样在不同的这些贵族公子之间，找到对的能力的人，让他来担任国君；以及一个人，当他承担了国君的责任之后，他应该如何充实自己、发展人际关系，乃至于他应该如何在外交上面可以保护自己，甚至壮大自己的国家。 所有的这一切变成了新鲜的大问题。在这个巨大的问题的潮流当中，因此爆发出中国古代第一次的政治哲学大发展。
——杨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