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在身份不再可靠的春秋，识人变得越来越重要。孔子和弟子冉雍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识人的？门下弟子众多的孔子，为什么说只有颜渊一个人符合好学的标准？《论语》这一讲，杨照将为我们讲解“识人”与“好学”。
文稿
大家好，我是杨照，我们继续来读《论语》。这是一部对于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究竟应该在行为到感情上面如何应付、如何对待，形成基本价值非常重要的经典作品。
识人的重要性
在春秋的时候，因为诸国时势各种不同的变化，就产生了相应的影响。让“识人”，也就是怎么样看人，怎么认识人，怎么评价人，变成了一件越来越重要的事情。以前识人为什么没那么重要，因为身份比较重要，身份是人跟人发生关系的主要依据。但是到了春秋，身份不再可靠，关系也就不再那么样固定稳定。于是像是嫁娶联姻这种事情都有了更多更复杂的选择。
怎么样选才不至于给家庭家人带来灾祸，最好还可以透过联姻， 给家人给家族带来安全保护。那你就得要知道，你怎样认识人，怎么选人？这也就很关键的是，你怎么样从行为思想的细节由小见大，你要怎么样分析一个人的个性？还有预测这样的个性，在现实环境里面它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识人高手——冉雍
《论语》显现孔子在识人，看人选人这件事情上是有非常 独特的洞见的，也记录了他很多识人 上面的智慧。
比如说《论语·雍也》篇叫做《雍也》，因为开篇的第一章是：“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孔子说他的弟子冉雍就是仲弓，是可以治民、当领导的，所以叫做可使南面。他为什么这样评断呢？下一章提供了一部分的解释: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这一段对话很有意思。冉雍问老师，问孔子说：“你对子桑伯子这个人有什么看法？”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很直接，说：“这个人不错，具备的简的长处， 用一个字来描述来形容这个人。因为是这个人很单纯，他不复杂，他不造作。”
不过冉雍这个弟子有不太一样的看法。一再的要跟大家强调《论语》里面记录的弟子都不是直接的、而且全面的就是听老师的教导。弟子可有自己很多不一样的，不管是补充，甚至很多时候是反对的看法，完全不需要有所避忌的，就可以在老师的面前表达出来。
冉雍就说：“如果是在私人的生活上面尽尽孝心，外在的行为单纯不造作，这样在治理人民上面应该很适当。 但如果外在行为单纯不造作，私人的生活也很简。这样如果要治民，会不会太过于草率了些呢？”
孔子听了就表示赞成，说：”你说的对。”
这是老师跟学生就识人这件事情上面交换意见。而且显然《论语》里记录的学生冉雍他的意见还高于老师孔子的。没有因为孔子是老师，冉雍保留自己跟老师不一样的看法，不说出来，更没有因为冉雍是学生，所以孔子就一定要纠正教导他。
孔子的反应就只是赞成、同意，你说的对。
孔子用“简”这个字来总结对于子桑伯子的认识。冉雍更细腻的分别了内跟外两种不一样的“简”，对别人单纯不造作，人家跟他交往不伤脑筋，也不会随便扰民。这种外在的“简”，是个长处。
但是如果换到内部，自己在居家生活上也很“简”，那就变成了粗枝大叶，那就变成了差不多先生了。也就是在生活上面没有细致，没有品味，这不会是一件值得鼓励的性格，这就是为什么冉雍质疑的说：“无乃大简？”。
朱熹在四书集注的时候，把这一段师生的对话，还有前面“雍也可使南面”连接成为一章，认为这段对话就是老师认定冉雍之所以能够治民领导的理由。换句话说， 孔子就是透过冉雍对子桑伯子的观察评价的方式来观察评价了冉雍。
冉雍能够看得出最好的行事风格，应该就是对自己是敬谨严格，要精致，要有品位，却是以宽大简单的态度，以临其民来对待一般人。懂得这样的一番道理的人，当然就有资格可以做治理人民的首长了。
这种在识人上的强调，到了汉朝就逐渐转变成为相人术。把对于人的理解从行为观察，转变成为外在相貌的观察，更将原来对于人精神层次的分析理解表面化，变成了对于命运未来的政策。
这是中国文化思想上面一大转折。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此风再度一转，借着刘邵的《人物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又提供了新的关于名士人格各种不同描述跟讨论的观点，产生了另外一大变化。
孔子对好学的定义
我们接着再看《论语·先进》篇第七章。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跟这一章类似的话也出现在《雍也》篇当中。
哀公问曰：“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亦。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一次是鲁国的国君问，一次是实际掌管鲁国国政的士卿大夫问，这显然都有要孔子推荐弟子从政的意思。但两次孔子的回答都不是按照人家要问的。
人家要问的说：“你说弟子里面谁可以用，谁好学？来吧，介绍给我，我来试试看。”孔子却回答什么：“唯一好学的是颜渊，但颜渊不在了。”这中间就特别凸显了人家鲁哀公或者是季康子，他们问的好学和作为孔子核心价值的好学，这中间就有了巨大的差距。问题就正存在于他们问的是好学。
对于孔子来说，你既然问好学，好学就有孔子自己心目中非常坚持，绝对不能动摇的标准。对于鲁哀公、季康子，他们想的好学，就是努力学习知识技能，学得好的人，这叫做好学者。孔子心目中的好学，我前面也跟大家说过了，却是要真心热情地向学，以学为目的，而不是要抱持着学了什么，拿去做什么、去换什么、去服务什么样的人。
所以鲁哀公、季康子的定义，那么孔子门下当然有很多好学者，努力学又学得好的人。之前我们也看过这么一段，比如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这些人每一个都有好学的心态，才能够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各方面的成就。但是更深层来看，孔子就不这样觉得。在他以内心真情、真乐为标准的衡量底下，他放眼看过去，所有的弟子里，除了颜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人是符合着超高标准的。
所以两次孔子都斩钉截铁地说：“今也则亡。”现在没有了。正因为颜渊从来没有从政，早早就去世了，所以他的学习动机最为特殊，最为纯粹。别人呢，干嘛要缴学费？都是为了要从孔子这里学到可以在现实里面运用的本事。
在他们当中，颜渊很显然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是个怪胎。他重视、关心的都不是可以谋事的技能，而是能够真正带来真诚快乐的德行的领悟。他的学中间不掺杂任何功利、考量跟算计。于是颜渊就显现了，乃至于示范了孔子之教的根本吊诡的精神。
无用之用乃为大用
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孔子之教在那个时代是有用的，可以培养治理脱序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然而，孔子的原意却不是为用而教。依照他自己的看法，这套学问之所以有用，这就是因为他恢复了周礼，回到了人之所以为人，以人为本，以伦理为基础的封建礼仪精神，所以才有用。
吊诡之处就在孔子之教强调不功利、不现实，不是为了有用而进行的。结果回到人本扎根的无用之学，反而有用。 突出了颜渊，也就是突出了孔子之教的无用。清楚区别了这一套教育它不是技术，不是技能。
因而在技术技能上更强、更显眼的，像是子路、子贡、冉有、宰我这些人，反而不像颜渊那么样具有代表性。
所以以颜渊作为孔子最优秀的学生，当人家问说弟子有好学的吗？孔子两次都只愿意举颜渊作为好学者，这个答案以及颜渊这个人，在相当的程度上面，也就可以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了解孔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种孔子那个内在的性格，跟后来中国传统上面刻画出来，表面的当老师的，说一些人际关系的真理语言的孔子，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颜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透过《论语》我们如何认识颜渊，以及更深刻的认识孔子？我们下次告诉大家，感谢你的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