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在孟子的时代，真正有力量、有市场的是纯粹现实功利的主张，仁义变成了一种过时的规范。孟子是如何利用他的雄辩将“仁义”变得“有用”的？一个国君，应该有怎样的风范？
文稿
大家好，我是杨照，继续来为大家介绍《孟子》这一部中国传统经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讨论一下《孟子》所留下来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也经常在不同的脉络底下被引用，那就是：“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说这句话，回到书里面，回到他这个人，回到他的时代，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如果没有孟子，儒家也许会消失
孟子的雄辩建立在一个他自己深信不疑的道理，那就是：仁义可以强国，仁义可以增富，仁义可以战胜诸国统一天下。那个时代的国君，像梁惠王，念兹在兹的都是要怎么样可以扩张国势，怎么样可以比邻国更强，如何可以有效的进行征战？这种国君，他们心里面不会有传统的伦常规范，觉得仁义、伦理所有这些，是被证明已经过时了、失效了的东西。
儒家，则是传承了封建的王官学，以古代作为标准，严厉批判现实，主张逆转变化，恢复到想象当中封建宗法的黄金年代，也就是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人伦的基本的原则。
这样的一种态度本来就不是现实的，也很难对应现实。这就是要取消现实已有的变化，把时间扭转回去，基本上认为要回到过去那样一个理想的黄金时代，一切问题都能解决。
这样的主张在战国时期越来越无力，尤其是国君，特别听不进这种话——老是要叫你不要这么现实，现在这些东西、这些变化、这些条件，都是假的，都是错的，你应该要回到美好的过去。
你听不进去，为什么？因为现实征战几乎不存在一个国君他自己要不要打的选择——不是你去占别人的土地，就是别人攻过来占你的土地。你没办法说，我就停在这里，我什么事都不做。不可能。你什么事不做，你不去占别人的，别人会来占你的。
真的要回到过去，想想看，孟子非常重要的对象是梁惠王，是魏国这种因为破坏了封建宗法才新兴起来的国家。回到过去根本没有魏国，没有梁国，当时只有晋才是真正西周分封的封建大国。
韩，赵、魏他们是原来的大夫，他们是抢夺了晋国君的权力跟他们的土地，才建立了自己的国。如果要回到过去，难道梁惠王要交出国君的位置，退回去当大夫吗？
大家就了解，为什么到了战国时候，如果不是像有孟子这样的人出现，儒家早就没落，早就消失不见了。
中间路线的选择
在孟子的时代，真正有力量，真正有市场的是这种纯粹现实功利的主张。
这里会有纵横家。纵横家家干嘛呢？教国君如何善用跟邻国之间的关系，创造对己国最有利的状况，这是外交策略家们。另外有兵家，这就是直接教国君，你要如何训练军队，你要如何加强纪律，你要如何布阵作战。
还有，这个时候开始兴起法家。法家在干嘛？教国君怎么样可以更有效地管理人民，如何集中你的人力跟资源，如何降低你统治上面的各种不利的变数。
跟这几家相比，儒家看起来真的就是灰扑扑的，真的就看起来很陈旧。这样我们才能够体会孟子了不起的地方——他开创了一条传统主义跟现实主义之间的新道路。而且他找到了一种用来描述、推动这条新道路的论辩方法。
孟子不是传统主义者，他去见国君，他不是说这是过去传留下来、这是圣王发明的、运用过的，历史上面是这样，我们应该遵照历史，这一定是最好的。这种传统主义的逻辑这个时候是行不通的。
所以孟子他看重现实，他针对现实而改写了“仁义”的意义。什么叫“仁义”？那是传统政治的原则，那是过去在封建宗法还能够收束得住、没有立国征战的环境底下所形成的规范。因此仁义是旧的、是过时了，必然无助于当下现实大家要富国强兵的要求。
但是孟子却发动他的滔滔雄辩，让我们在两千多年之后读他的书，仍然感觉到内在有一种道理的热度。
他的主张是什么？他主张仁义非但不会妨碍富国强兵，也不是跟富国强兵无关，相反的，仁义是你能够朝向富国强兵最好，甚至唯一的途径。你如果不遵照仁义的途径，你就无法确实的富国强兵。不止如此，还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后遗症。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很多人会背孟子这句话，也很多地方引用孟子的这句话，但是却很少人回到历史的情境底下，真切了解孟子的不得已是有多么样的不得已。
他的不得已，因为他的主张明明白白是违逆时势潮流的，更因为他的主张不是单纯从前人那里承袭下来的，他必须要变，变了他才有机会在这种众声喧哗的战国环境当中，可以超过更容易被理解的传统主义。
后世儒家变成了正统，孔孟又是正统当中的正统。所以在读《孟子》的时候，人们往往就忘掉了这么一个再清楚明白不过的事实：
当孔子、孟子相关的经典产生的时候，他们的说法不是正统。他们必须要费很大的力气对抗当时的主流，努力改变别人的想法。他们说的道理不是一眼就能够懂的，他们更没有掌握可以强迫人家一定要听、一定要接受这些道理的权力。
记得孔子活着的时候，他没有权力叫人家读他的书，听他的话。孟子活着的时候，他也没有权力要人家听他的话，要人家读他的书。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如果不辩，不靠着辩去建立起名声，不过就是这么多游士当中的一个。手里面没有任何具体权力的孟子，他恐怕连让梁惠王愿意见他，愿意客客气气跟他打声招呼，说：“叟，不远千里而来。”这个机会都不会有吧？
好的领导者是什么气质？
在《孟子》的书里面我们看得出来，梁惠王相对是比较尊敬孟子，也比较能够接受他雄辩提出来的大道理，至少相对于他的儿子梁襄王。
我们再来看是孟子跟梁襄王的对话。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梁惠王去世了，梁襄王刚即位，孟子就去见了这一位刚刚即位的国君。非常有趣，这段记录的写法和前面的每一段又都不一样。记录的时点不是孟子跟梁襄王对话的现场，可是仍然很有现场感。
是什么样的现场呢？
对话结束了，孟子离开王庭，那个时候他跟别人说的话，孟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于梁襄王的初步印象。远一点看，没有个国君的样子；靠近了，也感觉不到他有什么规矩礼仪。
这里面“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望”跟“就”是相应联系的。上半句跟下半句是密切相关的。
“望”用看的。上半句讲，梁襄王的外表不像国君。下半句 “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常常被解释为靠近了，发现他也没什么值得被害怕的地方，也就是说梁襄王的问题在于缺乏威严。从文本上面我必须说，这种解法难以成立。
首先，文献上的句法并不是“就之而不见所畏焉”。文献上的句法是“就之而不见，所畏焉”，而不是“就之而不见，可畏焉”。
其次，我们看过孟子对待梁惠王的方式，《孟子》书里面还留下另外一句非常精彩的名言，也反复的被引用，叫作“说大人，则必藐之”。那我们就很难想象像孟子这样的一个人，他会主张国君应该要有威仪，然后应该在孟子面前摆出一副架子，让他会害怕，才能够得到他的认可。
更关键的是后面孟子转述他跟梁襄王之间的对话。梁襄王连续问了三个问题：“天下恶乎定，孰能一之，孰能与之。”这三个问题都很简短，也都很直接。所以这样子对照底下，我们应该这样读：孟子批评的是，这一位国君他不懂礼貌，他没规矩。还有，他的态度上不谨慎、不庄重。
记得他的爸爸梁惠王见到孟子的时候，“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客客气气谦虚地称人家“叟”，接下来又客客气气的说：“寡人愿安承教。”相对的，梁襄王这个年轻人，开口大咧咧就会说：“天下恶乎定。”怎么样可以平定天下？什么口气？
所以对孟子来说，当国君的必要的条件之一是“所畏焉”，要懂得对什么样的事情不随便。换句话说，做国君的、做领导的，你不能高傲，你不能轻慢。梁襄王之所以“望之不似人君”，不在于他没有威严。刚刚好相反，就在于他太讲究威严了。那是一种空洞的威严，就只是为了要展现出高傲轻慢的一种态度。
一直到今天，如果用这种方式读，孟子的这个看法、这个建议，一直到今天都值得我们聆听、思考。你要能够做一个称职的领导，你的职位越高，你的权力越大。你越要去思考，你必须尊重什么？你必须在意什么？
有了越大的权力，有了越高的地位，我们越容易掉进去的一个陷阱就是，我们以为自己最了不起，我们再也听不到别人的意见，我们再也不会去尊重其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用这么一种高傲、轻慢的态度来运用你的权力，这是自取其辱。因为别人不会对你说真话，你就看不到一切真实的危机。在这种状况底下，虽然别人表面上看起来尊重你、怕你。但是实际上能够真正达到的效果是他们疏远你，他们蒙蔽你。
一个人权力越大，被蒙蔽了，得不到真实的意见，不能够建立跟其他人真实的关系。你得到了错误的讯息，你做出了错误的决策，会产生的灾难，会带来的破坏当然也就更大。
这是孟子比较梁惠王、梁襄王两代梁国国君父子，在相当的意义上面告诉我们如何做国君、如何做领袖，非常简洁、但是有劲道的一种观察与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