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孔子之后，儒家的两大师，当属孟子与荀子。孟子侧重“仁”，荀子则侧重于外在之“礼”，继承的是孔子的礼乐学说。接下来，荀子以“礼义”和“位份”为核心，对比道家、名家、奸说等，阐述儒家对社会的实际效用。
文稿
战国品宣第一人
荀子在战国时期，面对的是百家思想的竞争。在这样的竞争下，荀子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品牌的描述。他到底跟其他家之间，有什么样最明显、最不同的差异之处？
荀子就举出了儒家几个品牌的特色。他举的第一个重要的特色是儒家“法先王”。“法先王”意思是说，儒家是信奉传统的，儒家以这些先王、先圣、先贤作为表率，从他们的所作所为当中萃取出原理、原则，作为儒家的信仰，作为儒家的信念。
儒者为什么要“法先王”？因为先王建立的原则是“仁”，仁爱的“仁”的最高表现。而“行仁”最基本的关键就是依循着“中”，中字在古文就是中国的“中”，在古文当中一直都有双重的意义，今天我们一般用不一样的读法来彰显。
一个是中间的“中”（zhōng），意味着不在两端，那就是取得了平均、平衡的位置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叫作“中”（zhòng），那是命中，意味着准确的找到最适当的方法。所以荀子说，什么叫作“中”或者“中”？要如何依循“中”或者是“中”？那就是“礼义”。
孟子习惯说“仁义”，荀子则习惯说“礼义”。这两个他们的习惯用词，充分的反映出这两个人的基本的差异。“义”者“宜”也，什么叫作“义”？和宜、正确，对的行为。
孟子的“义”源自于人内在的自然情感，从人伦感情推演出“义”的判断，所以孟子说的是“仁义”。“义”是从“仁”来的，是跟“仁”结合在一起的。
荀子的“义”则来自于已有的这些礼仪的规范：你要弄清楚自己的“分”，你是谁？你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什么样角色上，你应该做什么样的事？这叫作“分”。然后再依照你的身份跟你位置相应的“礼”来做事情，这才叫作“和宜”，才是对的。
所以荀子的“义”是从“礼”来的，他就把“礼义”放在一起讲。依循着这样的一种关注，还有强调身份的这种想法，当荀子在讲儒者的时候，他也要分开来说。
有的是“其为人下”的儒者，有的是“其为人上”的儒者。因为“人上”跟“人下”，这是地位的差别。
对于荀子来说，他就是没有办法离开“分”，身份、位份，普遍的来谈行为的对错好坏。对于荀子来说，基本上你先要确定你到底是一个在下位的人，还是一个在上位的人，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地位？你是什么样的身份？我才能够确定你做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
同样的行为由不一样的人来做，会有不一样的意义，也就会有不一样的规范跟不一样的判断了。
儒家不擅长做的那些事
接下来，荀子在他的文章里面也明确地反驳道家对于“道”的看法。他认为“道”不是天地自然的道理原则，像道家所主张的那样。真正有意义的“道”是什么？就回到这个字的本意：这是人走的道路，是人应该要依循的道路。你只有找到了路，你才知道怎么走。
路怎么来的？路是其他的人，前人所走出来的。如果你不走在道路上，在那样的一个茫野当中，你就走不通，或者在一个森林里面你就迷路了。因此，“道”也就是君子会引领人去走的、去依循的规范跟方向。
对于荀子来说，君子不是、也不需要是全知全能的。换句话说，并不是他什么都会、他什么都知道，才能够居于上位来行使权力。到这个时候，有一种政治专业的主张跟政治专业的倾向出现了。
所以荀子认定君子是一种专业，他是有所专长。他不是什么都会，不是什么都知道，也不是什么都能够识别。君子有他专业上面的限制跟限度。
君子也就是儒者，他的能力是有重点、有选择的。
如果要做的事情是看地势起伏，要判断土壤贫瘠或者是肥沃，要来决定种不同作物的顺序。那么在这些事情上，君子、儒者他们是比不上农夫的；
如果要把东西搬来搬去进行流通，要来看物品的好坏，要来评断价钱的高下；
在这些事情上，儒者、君子他们是比不上商人的；
如果要熟练地运用直尺、圆规或者是绳墨这些工具，君子、儒者他们是比不上工匠的；
如果要不顾真正的是非，把黑的说成白的，把错的说成对的，只为了要在口舌上互相推挤竞争，务求要能够压过别人、羞辱别人，在这种事情上，君子、儒者那就一定不如惠施、邓析那些名家辩士。
君子、儒者他们也不是一般的游士、策士，只在乎说得非常好听，为辩而辩，在国君面前能够压倒别人来求取富贵，这种事儒者不擅长，他们不会做。当然更深一层的意思是，这种事儒者不做，他们不屑做。
如果这些都不是君子会的，也不是君子要做的，也不是君子看重的能力，君子他的所长，他可以做得最好的又是什么呢？所以接下来荀子明白列出了儒者的核心的能力，来显现儒者当然有用。
儒家的核心生产力：断是非、明善恶
如果要比较、排列人的品德高下，按照能力来分辨官位跟职守，让品德高一点的，品德低一点的，能力高一点的，能力低一点的，这些人都能够得到适当的位置；如果让万物都能够按照它的本性，适当的发展，事情变化都能够有恰切地应对跟应付，这是儒家、儒者他们最会的。在这些事情上，再会说的墨家都没有资格在儒者 面前发表议论，就算是再会分析的惠施邓析都不敢在儒者面前放肆诡辩。
君子是什么？儒者是什么？他们是只说有道理、有依据的话，他们只做符合需求、符合道理的事情，这是他们最擅长的。儒者儒家的本事在于选择，在于衡量之后准确地选择。
面对事情，面对行为，就用是不是有利于弘扬道理来衡量。有利于弘扬道理的就选择成立，不能够有利于弘扬道理的就废弃不用。所以这叫作“中事”或者是“中事”。
面对知识学问，也用同样的方法来选择接受还是不接受，那就叫作“中说”或者是“中说”。如果不能准确按照道理行事，那就是和“中事”相反的叫作“奸事”，偏斜了，歪到旁边去了，不准确，没有刚刚好符合那个正确的道路跟正确的准绳。如果不能准确按照道理来接受知识跟学问，听了一大堆稀奇古怪、邪门歪道的这些理论的话，那就是跟“中说”相反的“奸说”。
有秩序的社会就扬弃奸事奸说，混乱无序的社会却服从于奸事奸说。
换个方向看，服从奸事奸说的，这就是使得社会混乱无序的根本原因了。在乱世当中，这些人如何主张，然后有更多的人服从于这些奸说？荀子就举了例子。
其中一个例子是主张实与虚、有和无可以互相的挪换。这个在原文上面叫作“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其实这明显指的是道家的理论，这是他举的奸说的第一个例证。
奸说的第二个例子叫作“坚白、同异之分隔也”，也就是主张物体的质地，“坚”跟“白”就是物体的颜色，是应该、也是可以被分离看待的。同跟异是彻底相对的，这种主张是来自于名家，这就是奸说的第二个例证。
所以君子就告诉我们，这一类奸说，因为它脱离了常识，再敏锐的耳朵都没有办法听，再明亮的眼睛都没办法看，再会说话的人都没办法说，就算有圣人的智慧，都没有办法把它的条理给说明白。
这非但学了没有用，而且还会有害。不知道奸说，君子仍然是君子，没有任何的损失。知道了这些奸说，小人还是小人，没有任何的好处。工匠不知道奸说，对他的手艺对他的技术一点影响都没有，尚未行使权力的人不知道奸说，也完全无害于他。在上位行使权力的人不知道奸说，也完全无害于他好好地治理国家。
相反的，这些有地位、有权力的王公，如果他们喜欢这些奸说，那就麻烦了，因为就会混淆法令。一般百姓如果是喜欢这些奸说也很麻烦，因为会伤害了他们的本业跟他们的本分。那些狂妄糊涂、愚蠢无知的人，竟然还带着徒众去张扬他们的种种奸说，解释、比喻、引证，一辈子搞这些无益有害的东西，竟然不知道要厌弃、要离开。
所以，如果一辈子弄这些无益有害的东西，那真的就是再愚蠢不过了。自以为或者是号称有知识、有学问，实际上比那些懂得怎么样分辨小鸡健不健康，狗能不能看家，拥有非常朴实的本事的这种人都还比不上，都还更不配拥有名气。
意味着他们所知道的、他们所掌握的全部是虚的，还不如分辨小鸡健不健康、看狗能不能看家。这些人的本事至少还是真本事，虽然是小的，但至少是真的。
相信奸说的人，他们就只会在口头上逞能而已。所以，再来引用了《诗经·大雅·何人斯》这首诗里面其中的句子：
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靦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
这个句子很有趣。讲什么呢？它说如果你是一个妖魔鬼怪，那当然让人掌握不了你的模样，然而毕竟你有脸、有眼睛，别人不可能看不清楚你，你不可能一直在那里装神弄鬼，骗人唬人的。
所以我们要特别做这样的歌，因为你的反复不实已经太过分了，我们要用这样的歌来谴责你。
这几句诗荀子引用了，还强调这句话应该就是在批判这些宣扬邪说的人。这是荀子换了另外一个方式来强调儒家的用处，或者是儒家的好处——最主要是分辨，更像是他明白地举出来，道家或者是名家的这种邪说，儒者是如何的不同、相信邪说会带来一些什么样不好的结果，倒过来也就让我们看到，相信儒家、相信这种正说、中说、中说会对国家、对社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