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极其简略的《春秋》板着脸教训人，详细的《左传》等则是配套的参考书。这一讲杨照继续解读《左传》，带我们了解《春秋》的特征和《左传》的功能及作者。
文稿
板着脸说教的《春秋》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变化上，从西周进入到东周，虽然都是周朝，但是有着关键的变化。最关键的变化就是旧的封建的规范慢慢的被边缘化，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些封建诸国。他们自我中心的一些打算，不再感觉到应该要在完整的封建架构底下，依照封建的规矩来做事。
这就是我们到后来看到孔子奔走列国，试图把剩余还在的部分尽可能地保留下来。孔子认为国与国之间应该如何和平相处，靠的就是要回到这一套封建秩序里面，清楚地辨认彼此之间的亲属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这个广义的亲属关系，来定义、来规范所有的关系。
用模拟亲属关系的上下远近来安排，那这样就各安其位。做君主的就是君主的做法，做臣子的就是臣子做法，你是爸爸就爸爸的样子，就做爸爸该做的，当儿子就有儿子该做的。反过来，如果这些亲属位份被遗忘了，或者更糟糕的被刻意忽略了，被刻意违背了，那就会产生脱序的现象。
《春秋》这本书,它的本意不是记录说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从《左传》叙述的丰富实事可以知道，当时一定另外有其他比较详细叙事的材料。《春秋》写得非常非常少，他只是从这里面做了它自己有意识的选择，是要将这些本来非常多的事情，用封建亲族架构的标准把它给选择出来，给固定下来。
《春秋》之所以那么样简明扼要，并不是因为没有材料，也就是它不是不能也，它是不为也。那个简明扼要，是刻意的，是故意的。《春秋》假定读这份文本的人都知道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至少你知道你要到哪里去找关于事实的记载。
《春秋》并不是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跟你说故事，说这里发生什么事，那里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都不是的。《春秋》板着脸孔跟你说这件事情背后有什么样的价值，你应该用什么样道德教训来看待这件事。
所以不是所有发生的事都值得被记录下来——这是《春秋》一个非常严格的态度跟标准。更进一步的，就算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大事，也不必然就值得被写进在《春秋》里面。《春秋》有很不一样、很明确的选择标准，它就特别凸显那些和封建秩序有关的事件：严重破坏封建秩序的，或者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仍然努力信守封建秩序的，这是《春秋》要记录的首选。
小故事背后的大隐情
我们理解了这样的时代的用意，就很容易明白《春秋》根本的内在矛盾，那就是实然跟应然之间的矛盾。现实里面发生的事，《春秋》却要透过文字给予正确的记载，这就意味着许多真实的事件，如果带有不应该的过程，或者是细节，就会在记录当中被牺牲掉，甚至被扭曲。
例如说鲁昭公23年，《春秋》的经文记载的是：“冬，公如晋。至河，公有疾，乃复。”字面上的意思说，这一年冬天鲁昭公要去晋国，到了黄河边却因为生了病，所以没有渡河，就回到鲁国了。
这就是《春秋》叫做“正名”的写法。他写的是应然，但应然不符合事实，事实是什么？事实是那年鲁国去侵略旁边的小国邾娄，去侵占人家的土地。邾娄于是就是向当时的霸主告状，晋国要鲁国解释他的行为，鲁昭公派了使者前去说明，结果被晋国扣留不放。鲁昭公很害怕，只好亲自出马，没有想到在晋国的边界上，竟然被晋国拒绝招待，碰了一鼻子灰，鲁昭公进不了晋国，只好自己退回来，回到鲁国。这才是事实。
可是从鲁侵略邾娄，到晋睥睨鲁君，每一个环节都是违背封建之意的，所以《春秋》的对待的方法就是不承认这些背离的做法。
在封建的礼仪当中，鲁国君要去同属于级性的兄弟之邦，只有一种合理的方式会出发了，却到不了，除非是鲁昭公自己生病了，所以《春秋》就把这件事情就写成了“公有疾，乃复”。
所以如果只是读《春秋》，看《春秋》的文字，你怎么可能联想到这背后有些什么样的曲折？你就真的以为说，在历史上这一年鲁昭公生病了，所以他没去到晋国，你也就绝对不可能了解《春秋》这样写的用意。如此一来，《春秋》要“正名”的功能也就没有效果了，我们不知道到底背后发生什么事，《春秋》这样写，我们也不可能体会他的用心跟用意，所以这就是关键。
经、传并存，以“传”解“经”
《春秋经》从来没有办法独立存在。要能够发挥彰显封建应然秩序的作用，《春秋》要两个配套：
第一，是一定要有相应的实时记录，让人家了解。原来是我刚刚说的鲁去打了邾娄，而晋国是当时负责维持秩序的霸主，鲁昭公是这样碰壁回来的。
第二、是对于实然跟应然差异之间的解释说明，说本来发生事情是这样，但是《春秋》里面却记成这样，这中间的差距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因而《春秋》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经”、“传”并存的。“经”的本文一定要复随着解释“经”的文字，这就是同样的，这两份内容一起存在，构成了王官学贵族教育的内容。
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从一开始《春秋》的《传》应该就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像《左传》是补充事实实然记录的，让我们知道到底鲁昭公跟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另外一种是像《公羊传》，是专注于整理应然跟实然之间的差距，跟我们解释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发生，春秋却是有那种方式记录的。
“传”是解经的，在各种不同的经书当中，《春秋》成书的年代很明显的是比《易经》、《尚书》、《诗经》要来的晚。但《春秋》的“传”却出现得最早，而且构成了非常发达的传统。根据汉朝的记录就至少有五家解释春秋经文的传，包括《公羊》、《谷梁》、《左氏》、《邹氏》、《夹氏》，而《邹氏》、《夹氏》后面这两家后来失传了，前面三家得以留下来。
《左传》虽然也对春秋的用字遣词来做解释，不过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最主要的部分是以事解经，就是把真正发生的事情铺排出来，供后来读书的人可以跟《春秋》经文的记录的方法互相参照对应，用这种方式来显示《春秋》正名的精神跟手法。
《左传》的书名来源
那《左传》为什么叫做《左传》？一种说法是它的作者是左丘明。从《左传》的内容跟跟文字风格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应该有一个作者，这个作者他要从庞大的材料当中选出这些部分并且与剪裁齐整。
贯穿200多年漫长时间的记录，如果不是经过细心的整理，不太可能呈现出我们今天所看到《左传》这么统一跟这么漂亮的面貌。不过这个作者也不太可能是完全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左传》的。
首先他必须要能够运用到庞大的文献，而且不只是鲁国这一国200多年间的文献。《左传》当中的记录，跨越了255年，一共有12个鲁国的国君，要能够完成这样的记录，这位作者应该是一个源远流长传统的继承者，集大成者。
左丘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难说，因为传统上连他的名字其实都没有搞定。究竟他是姓左名丘明，还是他是姓左丘名明，都没有定论。 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姓丘，名明，他叫丘明，上面的左是他的官名，来自于“佐使”的简写。
这是出自于《礼记玉藻篇》有这个话，叫做“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传》记录的大部分是事件，所以符合“动则左史书之”的说法。
左丘明应该是史官传统当中特别优秀的一员，早在商代就有了世袭的史官。如果说左丘明出生世袭的左史官的家族，那么就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他能够掌握运用广泛丰富的文献材料。这是经过了2000多年，我们对于《左传》的作者我们能够了解的基本的材料。